必威体育手机版|必威体育提现|男篮世界杯投注竞猜-企鹅直播

时间: 2017-04-12 来源: 点击量:

灌县情结

 

  1950年4月1日,我曾以川西行署温江专员行署税务局长身份到过灌县,检查税务工作。此行,灌县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上风上水,空气质量好;夏天比成都、温江要凉快很多。谁知,两年后我竟然和灌县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2年8月,中央人民必威体育app下载委员会第17次会议决定:撤销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个行政公署,恢复四川省建制。9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四川省委。而在此前的当年7月初,原川西区党委已经对干部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任命我为中共灌县县委书记,接替调回省委组织部工作的原中共灌县县委书记张广钦同志。

  1952年7月,我到灌县候任。由县委书记张广钦和县长郭平陪同,全面而详细的考查了灌县都江堰水利工程。站在伏龙观上,望着一泻千里的岷江水,想起了老家山西孟门。洪荒时期,孟门西南蛟龙壁将黄河东西两岸的石山连成一个天然大石坝,形成湖海,挡住了黄河的去路。上游一遇暴雨,便会泛滥成灾。大禹率民众劈开蛟龙壁,疏通黄河上第一个洪水出口,引黄河之水顺流而下,孟门——天下黄河第一门,即由此而来。感慨万千的我,尽情呼吸着这饱含水雾、沁人心脾的清新空气,作为倔强的北方汉子,在数次与家人生离死别之时,在和日本人的残酷斗争中从未掉过一滴眼泪的我,此刻两行热泪沿着脸颊流淌。但我并未拭去这感慨而喜悦的泪水,任由它静静地往下流,仿佛是在享受这一难得的时光。赓及,我找来《都江堰水利述要》、民国《灌县志》等史志书籍,了解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历史发展情况。这些知识的掌握,对我后来的工作帮助很大。

  在塔子坝,我抓起一把黑黑的泥土,攥在手心使劲一握便成一团,原本黑黑的泥土竟然泛起一层油光,多肥沃的土地啊!这和抓起北方黄土,黄土会顺着指缝落下有很大区别。望着这一望无际的沃土,我踌躇满志,暗下决心:一定要让这片沃土打出更多的粮食!因为这不仅仅是灌县人民的愿望,也是祖祖辈辈的梦想。农民拥有了土地,便是拥有了天。不用骑马了,我时常骑着自行车走乡串户了解情况。

  自1950年以来的两年多时间里,在张广钦书记、郭平县长的领导下,灌县建立健全了党组织和政权机构,开展了抢修都江堰、征粮、剿匪平叛、禁烟肃毒、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运动,各乡镇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各乡镇必威体育app下载成员,建立建全了乡镇组织,取得了伟大胜利。那时,党的威信和号召力、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都是非常好的。中共灌县县委己成为带领全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走马上任的。

 

走马上任

 

  1952年8月上旬,灌县县委在电影院召开党组织发展会,在张广钦和郭平的陪同下,我在灌县干部面前第一次亮相。灌县解放后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共81名,举行了隆重的入党宣誓。同时,也吸收了165名青年加入青年团。看到党的队伍壮大,张广钦、郭平和我都笑了:这些同志成为党的新鲜血液,灌县今后开展工作也就有了依靠!

  8月下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县委召开互助合作代表会,到会代表有572人,各区、乡干部参加了会议,我也以候任县委书记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会议以评成绩、评爱国、评政策、评学习、评领导的“五评”检查总结上半年的互助合作工作。张书记、郭县长总结了当年的大春生产情况,讨论布置了小春生产和冬耕工作,要求巩固和提高互助组,大力发展农业紧接着他们又不误农时推动,刚刚获土地的农民家家订立“爱国增产计划”,添置农具,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会上,县妇联的郭清秀和吕思纯还作了新婚姻法的宣传。

  9月,县必威体育app下载召开总结大春生产,布置小春生产和互相合作扩干会。10月,又召集区委书记和区长开会专门布置小春生产。我主持了这次会议,要求各区乡大力整治冬水田和利用冬季治螟防止病虫害,做好收购推销及发展供销合作社社员等工作。强调要纠正农民只重视大春生产,不重视小春生产,不愿多种小麦,认为小麦瘦田的倾向,号召全县47个互助组参加四川省开展的小麦丰产竞赛。制订小麦种植计划和增产措施。会后,各区乡又层层动员落实会议精神,推动小春生产。当年的粮食产量比上年增加了1282万斤。

  长期以来,中国以农立国。经过前任书记张广钦与县长郭平的努力,那时灌县的粮食生产已经超过了1949年前的水平。但是,我仍然要把增产粮食放在第一位,解决吃饭问题,同时兼顾经济作物,解决钱的问题。这是我在晋绥干了十三年基层工作得出的经验和体会。

 

“入乡随俗”

 

  刚到灌县,我一口山西吕梁方言,开会和谈话时,当地干部经常反映听不懂,沟通起来有困难,有时急得发脾气。冷静下来一想,发脾气不是办法,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耐着性子,慢慢跟着当地干部学说灌县话,经过一段时间,能很好的同当地干部交流了。又挤时间,花力气,深入乡村、农家,向基层、向群众学习,向群众做调查,找老农问农谚。例如,“二月二,点豆豆”:山西二月地才开始化冻呢,三月黄河凌汛解冻,农业生产才能正常开始,南北时令大不一样!那时,我的小本上记满了在各地了解到的灌县的农谚知识:什么菜(子)从立夏死,麦从小满亡;寒露胡豆霜降麦,立冬菜子绵不得;桐子花白,正当点玉麦(米);头道秧子薅得嫩,二道秧子如上粪:阳雀叫唤桂桂阳,农夫秧足田里忙。还有观天看气象的:清明要明,谷雨要淋;立夏不下,犁耙高挂;赵公山戴帽,雨来如瓢倒;清明雪,谷雨霜,农民急得慌。虽说这些农谚挺简单,但那时,和当地老农交流还是很费了一番口舌。在北方,我没见过水稻和菜子,到了四川才接触这些农作物。不了解这些的话,怎么指导农业生产呢?那不是瞎指挥嘛!通过这些深入基层的调查,我很快掌握了大量第一手典型材料,开始心中有数,慢慢建立起信心:“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灌县这儿山水功能互补,利于农业生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县委扩大会

 

  针对基层农村干部工作不分的主次问题,1952年11月27日,灌县县委召开扩大会。我讲了在老区工作时,曾尝到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好处,要求大家重视此项工作。会议决定对互助组运动,进行一次深入细致的教育工作,解决好“自愿互利,平等交换,民主管理”三大原则。会上,再次布署,对全县土改进行复查。我说: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土地改革满足了贫下中农的要求,保护了中农利益,保存了富农经济,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这么大的运动,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遗留问题存在,我在几个区经过调查了解,确实有不少遗留问题需要及时解决。根据上级要求,县委决定抽调干部下乡,要求在春耕前解决土改遗留问题,完成复查任务。

  会上对县委、必威体育app下载人员进行分工:郭平和孙效先负责物资交流会和劳模会;武绍端抓四、五区;马成仁、周魁元抓三区;徐世堂负责城区和干部学习;我抓一、二区。同时决定:12月底在太平、聚源和漩口三地,举办物资交流会,解决农民生产困难和土特产销售问题。

 

土改复查

 

  1953年1月中旬,土改复查工作全面展开。此前,为稳妥起见,县委先在三、四区的11个乡进行复查,以取得经验。土改复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县委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反复交待土改复查的目的和意义,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认识。方针、政策、作法讲透讲清楚;

  第二阶段,找准问题,调查了解土改遗留的问题和受管制的四类分子情况;

  第三阶段,解决遗留的问题。通过复查保护私有财产,解决农民内部因产权引起的各种纠纷,肯定和鼓励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通过复查,全县有428户新分土地933.9亩;839户补分土地1O94亩;242户新分到房屋;358户因房屋分配不合理进行了调整;41户分到了水磨水辗;3O8户分到林盘;5916户分到12亿6千万元。

  复查查岀有26户多分土地480.8亩,进行了调整;236户赔罚户得到了减免;解除了1159人的管制,也调动了这部分人的生产积极性,土改复查巩固了土改成果。当年3月初,农民们拿到了土地证,广大农民群众欢欣鼓舞,也为互助合作运动打好了物质基础。

  “土改”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保护了中农利益,保存了富农经济,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从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灌县“土改”工作结束,彻底废除了延续几千年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巩固了人民民主新生政权。那年,我还和县长郭平深入基层,指导灌县剩下的龙溪乡、深溪乡、崇义镇,先后召开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镇人民必威体育app下载成员,建立建全了乡镇组织。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一大批农村干部得到锻练,逐步成长为带领群众革命和建设的骨干。

  1953年2月,县长郭平调离灌县,任重庆市总工会生产部部长。

 

表彰劳模大会

 

  1952年12月19日,灌县召开了首届劳模大会,表彰劳动模范500人,其中:妇女65人;农业战线143人,水利建设76人;宣传方面20人;卫生方面40人、优抚方面69人、合作方面29人、治安武装35人、支前方面88人。灌县已经解放了两年多,怎么还会评选支前劳模呢?这源于灌县民工支援“黑水战役”。

  1949年底,以傅秉勋(1905——1952)为首的国民党匪特纠集了八千多匪徒,成立“中华民国反共突击军第249路军”,盘据在茂汶地区黑水县(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 境内,当时被称为“内陆小台湾”。1952年6月,解放军打响了解放大陆的最后一战——“黑水战役”。

  为支援黑水战役,原川西支前委员会在灌县设立指挥部,组织民工支前。指挥部分配给灌县任务是运输物资200万斤上前线。为此动员了一万名民工支前,队长李孟耀、副政委杨荣泰、参谋长周庙胜。支前队还设立了办公室,姚廷胜为主任。下设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程廷喜,第二大队大队长石农甫,第三大队大队长杨开甫。在金马、聚源、石羊、蒲阳、中兴等乡镇动员民工都在千人以上,有的家庭父子几人踊跃参加。他们从灌县出发,每人背负一百多斤粮食等物资,步行三、四百里山路,经威州(今汶川)、理县杂谷脑、马尔康马塘。沿途山势陡峭,有的高山空气稀薄终年积雪,整个运输过程往返少则十多天,多则近一个月。7月20日,解放军东、西、北三线同时出击,在数万民工支前物资的保障下,9月底,黑水剿匪战役胜利结束。为表彰民工、支前民兵,灌县评选了88名支前劳模。

 

“各代会”

 

  灌县“各代会”全名“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章程》规定,由灌县各界推荐产生的代表会议,为地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并代行尚末成立的人民代表大会的部分职权。

  1950年3月19日,召开灌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军代表张广钦当选为主席;1950年9月26日,召开灌县第二届“各代会”,县长郭平当选主席;1951年5月,召开灌县第三届“各代会”,县长郭平当选主席;1953年2月,郭平调离灌县,次月10日,在灌县第三届“各代会”第十六次常委会上,增补我为“各代会”主席。

  1953年4月11日,在灌县“各代会”第三次全体大会上,我作了开展爱国生产运动的报告。为促进代表作用的发挥,各代会以区为单位组织了六个大组和以乡为单位的三十二个活动小组,选出了各组组长。召开了组长会议,研究了代表们联系群众和小组活动办法,建立定期汇报制度、工作指导,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发行新版人民币和统购统销

 

  1953年,经济战线第一个战斗,就是发行新版人民币,以一万元旧币换一元新版人民币。人民币发行工作的好坏,事关社会经济秩序的能否稳定,丝毫不敢调以轻心。由于事先宣传工作比较到位,物价控制很好,银行窗口兑换新旧币顺利,总算平稳的完成了过渡。回想国民党的几次币制改革引起的金融风潮,简直不能同日而语。

  接下来是1954年的统购统销,遇到了点麻烦。开会动员、讲解、宣传远远不够,不是预想的那么顺利,不像老区工作那样好做,大家深入下去摸清情况,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要求农村基层干部代好头,区别对待。最后,总算完成了任务。我感受到,建设工作远比原来设想的要复杂的多:社会矛盾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要实现工业化,要维持政权机构正常运转,在分配问题、调节社会关系上,仍然习惯性的用战争年代那种大轰大嗡的办法肯定不行。

 

政协会、人代会、党代会综述

 

  1954年4月,我代表县委邀请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和部分代表及社会知名人士,协商讨论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灌县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有关事宜。6月28日,作为灌县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我主持召开了灌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何清泉为灌县人民必威体育app下载县长。

  次年4月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改灌县人民必威体育app下载为灌县人民委员会,何清泉仍然当选为县长。当月19——2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灌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我兼任主席。

  当年,灌县革命烈士陵园在县城北门外建成。解放初期,因征粮、平叛、剿匪而牺牲的烈士们分散埋葬各地,得以全部迁入烈士陵园。

  同时,为加强农村工作,灌县县委成立了农村工作部;为加强党内的纪检监察工作,成立了县监委。由于当时缺乏干部,我又分别兼任农工部长、县监委书记。

  1956年6月15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灌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正式代表365人(女代表52人),列席127人,代表全县3206名党员。我代表县委作了工作报告,报告着重总结了灌县解放六年半的工作成绩,作出“团结一致,为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决议”。并指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设灌县的七年远景规划。在这次会议上,我成为1949年后选举产生的第一任中共灌县县委书记:在此之前,县委书记都是由上级党组织委派的。

  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政策,逐步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社会各阶层充分调动起来,踊跃参加到新民主主义建设中来。虽然,进城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城市,但农村问题仍然摆得很靠前。当时灌县的农村已经出现了雇工、放高利贷的情况,有些获地农民又再次失地。开始出现了贫富两级分化的新问题。对党的农村工作提出了新课题。

 

接南下干部家属到灌县

 

  1949年底,一大批地方干部与解放大军一起,从华北陆续南下来到四川。他们很快分配到已被接管了的城市和乡村工作。对以面食为主的山西人来说,四川丰富的饮食有足够的新鲜感和诱惑力。因此,不少山西干部安定下来之后,很快就建立了家庭。“娶个漂亮又贤惠的四川媳妇”也成为年轻的南下干部们最向往的事情。有的南下干部,不是全心全意投入工作,而是开始急急忙忙地“换老婆”。

  所谓“换老婆”,就是一些干部,利用新婚姻法的颁布,反对所谓封建包办婚姻,甩掉糟糠之妻和并肩战斗的战友,娶城里年轻漂亮有文化的姑娘。那时南下的男同志多,女干部少,由某些领导带头,一时间,“换老婆”成风。那时的口头问候语“吃饭没有?”变成了“换老婆没有?”无论对原配妻子和新婚妻子,都是严重的伤害,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除了自己作做出表率外,出于关心和爱护干部,我的办法是:在灌县局势稳定后,派县委秘书室秘书(类似办公室主任)张俊善专门到山西老区去,接南下干部的家属到灌县。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经过几个月的工作,一下子接来好几十人,统统安置在北街县委家属学校,委派南下干部王建高当教员,组织家属们学习文化,生活上由郭玉梅和兰英管理负责。一时间,家属学校人满为患,热闹起来了。这个办法既解决了干部的两地分居,无法照顾家庭后顾之忧问题,也有效防止了“换老婆”风气在灌县的漫延。

 

主持集体婚礼

 

  1955年1月23日(农历甲午年腊月三十)晚上,是个特殊的日子。县委机关不放假,人们都聚集在县委礼堂。啊!因为当天有十对新人在这里举行集体婚礼,这在当时可是新鲜事。这十对新人分别是:县委副书记、县长何清泉和梁文君;副县长王保玉和雷民玉;统战部长冯照琳和陈翠琴;财政科科长肖燮章和高崇淑;邮电局副局长唐建斌和x x x;后来的县委副书记靳双林和吕思纯;后来的财贸部长徐振汉和雷秀石;后来的商业局局长刘志勋和官秉坤;后来的县委办公室主任陈国权和秦雪萝;以及陈体润和x x x等等,台下坐着是己经结了婚的王志忠、刘志禄、李孟耀、韩恩厚和机关未结婚的同志,还有一大群着急等着吃喜粮糖的孩子。

  我主持这个特殊的婚礼,站在台上说道:“今天是十喜临门,不对,还要加上一喜——过年三十。”看见台上新人们分男女站了两堆,又说:“这样不行嘛!你们要站好队,要配好队,不要配错了!”将那些还有点不好意思的女同志,分别拉到自己丈夫身边站好。证完婚后,又让新人们介绍恋爱经过,最后的高潮是;我带头在台上领着十对新人扭起了秧歌,南下的干部都会两下子,女同志也能跟得上脚步和节奏,而四川地下党干部何清泉等在队伍中却特别显眼,不是节奏不对,就是踩了别人的脚,急得他们满头大汗。引起哄笑,气氛热烈。台下有人开玩笑说:太开心了!今晚干事都要喊:预备,一起动!好热闹的一晚,好热闹的一个年。第二天大年初一,机关才放的假。

 

农业互助合作初探

 

  1951年,胥家乡骆成福在都江堰岁修工程中被选为川西水利劳动模范,到北京参加全国劳模会,当年国庆观礼,受到毛主席接见,认识了山西平顺县的全国劳模李顺达,了解到老区发互助组的具体细节情况。骆成福的政治思想觉悟得到提高。必威体育app下载号召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回乡后他在河工组12户人的基础上组织了互助组。显示出一定的优越性,解决了次年春耕生产中劳力紧张的问题。但因为没有贯彻等价交换原则,春耕完后互助组就散伙了。后来,重新整顿原来己经散了伙的互助组,以集体的形式开了座粉房,喂养了九只猪,开始兴办副业。因仍然没有制定出农副业计工标准,没能合理计酬,年底又散伙了。这说明光有热情是不够的,要在政策上、制度上、管理上摆脱小生产的模式,既要调整生产力,又要调整生产关系。

  1952年春,互助合作化运动在灌县农村展开,县委派了干部下去驻组指导摸索经验。认真贯彻互助合作“自愿互利,等价交换,民主管理,三大原则”后 ,骆成福这才明白了前两次失败的原因,找到了问题,总结了经验和教训。互助组巩固了,农民们互相在劳力、农具、耕牛、资金几方面互助,结果是农业生产获得较大增长,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到年底,全县成立了五千五百多个互助组,总共有四万农户,三十三万亩田地,占了全县农户数和耕地的一半多,可见农民对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且是很高的。

  1952年初,石羊乡土改结束后,为克服农业生产上的困难,古月太串联八户困难较大的农户,组织了换工组。在党中央发出“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号召后,古月太热烈响应,他带领群众建立互助组,为改变落后的生产条件,他又联系了上下游4个村,组织300余劳动力开挖了一条长达10余里的排水沟,排干了沿沟两边1000余亩烂槽田的积水,变一季为两季,1953年,他领导的互助组得到巩固发展,水稻获得丰收,增产11.92%。受到县委的重视和表彰,并派他出席西南局召开的互助合作代表会,古月太深受鼓舞。10月,我带领县委工作组驻进石羊乡,具体帮助古月太,建立建社筹备组,用活生生的增产事实对农民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鼓动。1954年2月,古月太在全县率先成立了新生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35户,耕地312亩,古月太当选社长。到6月时入社农户增加到58户,耕地也增加到452亩。由于增产效果显著,示范效应很强,对周围农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县上对此经验加以总结推广,很快带动了石羊乡和其他地区的农生合作社的相继建立。

 

蹲点基层

 

  1952年,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1953年公布。灌县按照稳步前进的方针,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本着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援助的原则,经历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半社会主义的初级合作社,再到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等几个发展阶段。

  为了掌握好第一手资料,作到心中有数,好指导全县合作化运动,我骑着自行车,带着被盖卷到胥家乡劳动模范骆成福的堂屋住下来,在那里蹲点调查研究,了解当地情况,摸索适合当地农村互助合作入的经验,找出运动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协助成立了太阳升农业合作社,与骆成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离休后,我还专门去胥家乡看过骆成福),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吃、住、劳动在一起。我向当地老农学习,拜他们为师,很快就学会了犁田.插秧等农业技能。这一下去就是大半年,还亲自动手写办社简报,硬是从头到尾经历了办社的全过程。取得了第一手资料,来指导全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建社工作顺利发展,少犯错误,少走弯路。

  1954年11月20日,温江地委以17号文件通报灌县太阳升、联群、新生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大春生产增产经验。

 

灌县农场

 

  灌县农场成立于1952年,前身是黄炎培创办的“都江实用职业学校”。为搞好农业示范作用,加强灌县示范农场的领导,1957年,我任命工作认真负责的周树清担任农场场长。周树清,人称周大汉,1948年入党的灌县地下党员。我要周大汉坚持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搞好农场,起到示范作用。县农场也就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常与周大汉一起研究繁殖培育良种,为大田种植提供良好的物质保证。商讨在农场实行分组作业,包产、包工、包投资到组,超、短产奖、惩的生产责任制。更难能可贵的是,周大汉尊重科技人员,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农业生产技术上,他不保守,不盲从,1958年到1961年间,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从不浮夸虚报,以科学的态度顶住“瞎指挥风”。在周大汉的领导下,县农场农副业生产效益显著,成为四川省200多个农场中4个盈利农场之一,被评为红旗农场,起到了农业示范作用。

 

红专学校

 

  1958年夏天,灌县要办农校,我要组织部长王志忠通知宣传部的胡嘉铭到我办公室去。天气炎热,胡嘉铭来时,我还睡在地板上。我要他带上行李、笔记本,手电筒,然后一起骑自行车到县农场,找到场长周大汉。我说:县上要在这里办农业学校,你支持不支持?周大汉当即表示:当然支持!然后用步子丈量了约150亩地,用来作为农校用地。我说:将来的农校学生用一部分时间劳动,一部分时间学习,你看还需要什么人来?胡嘉铭说要一个教语文和一个教数学的教师,还要一个管理的。我说,就你管了不就行了?然后,胡嘉铭说150个学生就要150张床,还要相应的桌椅板凳和劳动工具,需要资金。我说,县上没有钱,要钱就找周大汉出。周表示困难,说农场也没有钱。我说:你不说要支持办农校得嘛。然后决定主管农业的靳双林担任校长,周魁元当书记,胡嘉铭和聚源乡总支书记任崇学当副书记,马有光当教导主任。周大汉准备了晚饭,但我们已到食堂和工人一起用餐。晚上,胡嘉铭和我睡在一个房间,半夜,我叫胡嘉铭起来拿上手电筒出去查夜。农校后来改称红专学校。

  有一年,栽秧子后发现蝗虫咬秧苗子,我知道后,让周大汉去找红专学校,派学员去捉蝗虫,周大汉就去找胡嘉铭,胡嘉铭说:捉虫子你们农场要杀肥猪,办招待。事后,我碰到胡嘉铭,还专门问到:周大汉给你们学校办招待没有?

 

反右运动

 

  1957年8月,按照温江地委的统一部署,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在灌县展开。运动分四个阶段:7月至10月,实行大鸣大放,为鸣放辨论阶段;11月到1958年2月,实行大争大辨,为反击右派阶段;1958年2月至5月,为着重整改阶段;5月到10月,为提高阶段。

  在鸣放辨论阶段中,灌县在各级干部中开展了大辨论,也收集到不少意见,其中绝大多数是正面、积极有益的。反击右派阶段开始后,灌县县委多次召开区(乡)、厂矿、企业书记坐谈会,研究反击右派斗争的具体做法和应该注意的问题。

  由于时代原因,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处理,把许多正常的甚至是善意的批评和建议都被视为右派的进攻,使得许多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全县划出右派分子二百二十人、中右六十人、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千四百七十八人,大中专学生处理回家的有六人。他们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

  在当时的大形势、大气候下,我不愿把精力放在搞政治运动上,更愿放在增加粮食产量和照顾群众生活上。这些想法和上级的要求不合拍,跟不上形势,我也无法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去办。特别是当得知老搭档、灌县第一任县长,后来在重庆市总工会工作的郭平也被打成右派后,我心里怎么也接受不了。曾私下对爱人郭玉梅说:“现在的工作不好做,不如抗战时简单。那时敌我分明,只要不怕死,领导说咋干就咋干。现在弄不好就会犯错误。那只好回山西老家种地去了!”

  按照上级部署,1959年,灌县县委对“右派分子”进行了评查,摘掉了二十二人的“右派”帽子;1960年,又专门成立摘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组织“右派分子”集中学习后,又有三十二人摘帽;到1965年,又有三十九人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灌县被错划的右派分子才全部得到平反。

,